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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Facebook聯合創始人的開放慈善:可操作、有效利他、主流之外

2019-08-27 16:54:09  來源: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  作者: SSIR中文版    點擊數量:4073

 

 

 

作為慈善行業的資源提供方,由企業和企業家發起成立的基金會在推動社會創新和社會進步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此類背景的基金會在美國有近10萬家,而在中國才剛剛超過1200家。這些基金會有的追求建立企業和企業家的良好品牌形象,有的追求一個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還有的追求價值觀的推廣和慈善行業系統的變革。

 

 

本文所分享的“開放慈善”就是一個例子。雖然它的定位在社會創新領域中風險最高,但其潛在的影響力也最大。需要創始人和管理團隊具備卓越的洞察力和直覺,能夠放下自我,勇于承擔創新失敗的風險,同時做出長期投入大量財富的承諾。一批中國前瞻性基金會正同國際同行一起踐行透明、多元和包容的價值觀,打造中國社會創新的強勁引擎,期待未來全球社會創新市場出現更多的中國原創的社會創新方案。

 

——點評人  陶澤
易善·中國慈善信用榜創始人

 

 

臉書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和他的妻子凱莉·圖納

 

 

在美國8.6萬家資助型基金會中,幾乎沒有哪家像“開放慈善”一樣如此另類,與主流基金會差異巨大。

 

 

開放慈善的兩位創辦人是臉書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和他的妻子凱莉·圖納。2017年年底,莫斯科維茨的凈資產約為143億美元,而莫斯科維茨夫婦表示,他們打算在離世之前捐出所有。在美國慈善基金會的資產榜單上,開放慈善的排名已超過福特基金會,僅次于蓋茨基金會、陳-扎克伯格計劃和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

 

 

莫斯科維茨夫婦的捐贈正在打造一個理性主義的宏偉實驗:為幾乎所有慈善事業的核心難題尋找答案。比如,我們究竟應該優先資助教育、科學還是藝術?應該先幫助附近社區的窮人還是遠在千里之外的窮人?治愈疾病和影響公共政策哪個更重要?

 

 

對此,開放慈善以有效利他主義為指導思想。有效利他主義是一種追求利用理性和證據,來確定做慈善最佳方式的哲學和行動。

 

 

開放慈善名副其實,比其他任何一家大型基金會都更加透明。開放慈善的員工會在博客上發表長文,分析解釋機構的重大決策。這么做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要用外界的批評來檢驗他們的判斷,二是希望可以影響其他慈善家。

 

 

開放慈善在項目領域的選擇上也是開放的:它不囿于任何特定的慈善目標。開放慈善資助了一系列看似隨意,且又互不相連的社會問題、非營利組織和項目,包括全球扶貧、刑事司法改革、科學研究、動物福利、人類滅絕風險、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太陽能地球工程研究、慈善事業的歷史,以及改進人類決策等。事實上,它的選擇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任何該組織判斷可以幫助解決的、重要卻被忽視的問題。

 

 

開放慈善的做法給包括慈善家在內的所有捐贈人提出了問題:你是否已經盡力而為了?你怎么知道自己做得如何?如何選擇你支持的慈善事業?

 

 

上述問題的確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開放慈善執行主任霍頓·卡諾夫斯基說:“我們經常會聽到關于政府應該做什么、企業應該做什么的討論,但是卻鮮有關于基金會應該做什么的討論。現在是慈善家們開始參與討論的時候了。”

 


01
指導思想:有效利他主義

 

 

有效利他主義是受到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家彼得·辛格的思想啟發而產生的。1972 年,辛格在他的一篇名為《饑荒、富裕和道德》的論文中首次提出這一概念。辛格寫道:“如果我們有能力阻止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發生,且不會因此嚴重違背道德,那么我們應該在道義上出手阻止。”2009年,在牛津大學講授哲學的托比·奧德和威爾·麥卡斯基爾開始試圖將理性、以結果為上的利他主義思想融入主流,有效利他主義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小型運動,并在不斷壯大。

 

 

迄今,全世界已經成立了超過300家倡導有效利他主義的分支機構,其中許多散布在大學校園里。開放慈善已經成為有效利他主義運動的最大資助者。

 

 

概括來說,圖納至少在以下7家慈善機構擔任理事或主要捐贈者:

•開放慈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提供資助建議,跟蹤結果并公布研究成果。
•開放慈善行動基金,一個支持無黨派傾向倡導運動的小型 501(c)(4) 社會福利基金。
•開放慈善基金,在硅谷社區基金會旗下設立的捐贈者指導基金。
•善意投資基金會,一家進行資助和投資的私人基金會。
•善意投資,一家支持型組織,也在硅谷社區基金會名下。
•善意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一家營利性影響力投資公司。
•有效資助,一家傳統的501(c)(3) 非營利組織。

 

 

開放慈善的聯合創始人、主任兼理事會成員亞歷山大·伯杰說:“開放慈善旗下的每一家機構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顯然,稅收考慮是選擇設立實體種類的關鍵,捐贈者指導基金為在世的捐贈者提供了更優厚的利益。而設立開放慈善有限責任公司的初衷是它可能在今后為其他捐贈者提供建議。

 

 

如此復雜的組織結構使開放慈善并不能時刻做到名副其實的“開放”。雖然開放慈善聲明除極少數情況,會在網上列出所有資助情況,但通過捐贈者指導基金給出的資助就不能追溯到原始捐贈者。它名下的各個機構披露了部分但并非全部的投資。更重要的是,開放慈善與私人基金會不同,它并沒有披露其年度運營成本和員工最高薪酬與福利的明細。因此,開放慈善在研究和分析上花了多少錢,是否會因為在這些方面投入更多而變得更有效,就不得而知了。

 

 

即便如此,開放慈善會通過機構的博客發布重大決策和資助成果報告,并公開驗證自己的假設。卡諾夫斯基說:“我們將透明度看作我們實驗、創新和挑戰現狀的核心領域之一。”

 

02
支持標準:重要性、被忽視和可操作性

 

 

那么,開放慈善如何決定支持哪些社會領域的課題呢?開放慈善決意找到包括那些高風險、高回報的資助在內的、更廣域的資助機會。

 

 

圖納說:“慈善界實現的突破性成功主要來自政策完善和支持突破性科學研究這兩大塊。我們想要深入了解這兩大類信息。”

 

 

他們列出了一個長長的社會問題清單,并對其進行了排名。三個排名標準分別是:

•  重要性:這個問題影響了多少人,影響有多深?
•  被忽視: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我們更傾向于那些不太受關注,特別是那些被其他主要慈善家忽視的社會問題。
•  可操作性:資助方可以通過明確的方法為解決問題做出貢獻。

 

 

卡諾夫斯基指出:“政府和企業都沒有動力去關注可能性很低,但一旦發生就會非常糟糕的最壞情況。”

 

 

許多大型基金會和開放慈善一樣,在如何定義社會問題的解決之策上一言九鼎。但開放慈善承受的風險更高,因為它得找出那些被忽視的社會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上它已經被默許為一個主導角色。因此,誤判或權利濫用都有可能導致嚴重后果。

 

 

對項目官員提出的資助申請,開放慈善按照5:4:1的規則來做出決定:一半的項目資助必須說服理事會;近四成的資助經過圖納、卡諾夫斯基和伯杰的首肯即可(哪怕他們不完全認同,但能理解這些資助的意義);剩下的一成,則是自由裁量的,即除非這幾位負責人表示反對,否則基本上會得到快速批準。

 


開放慈善的受贈方之一,人道聯盟在芝加哥市中心的麥當勞外舉行抗議活動,針對麥當勞雞肉菜單廣告,打出了“我不愛它”的運動口號。

 

03
關注“主流之外”的課題

 

 

基金會屬于美國最無須被問責的強大機構之一。它們只要滿足聯邦稅務局的報告要求,就沒有義務解釋它們在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缺乏問責可能會導致思維狹隘和無效的資助,但這也為那些敢于冒險、支持不受歡迎或被忽視的社會命題、解決需要幾年或幾十年才能解決的問題的慈善組織留下了空間。

 

 

開放慈善充分利用了這種自由,踐行卡諾夫斯基所謂的“放長線釣大魚”式的戰略捐贈。卡諾夫斯基說,慈善事業最大的成功往往來自冒險以及不懼怕失敗。他寫道:“當慈善家資助低概率、高收益項目時,他們做的正是基金會相對于其他機構來說最擅長的事。”這一價值觀貫穿了開放慈善的許多資助項目,包括它的科研資助項目。

 

 

薩默維爾和楊斯于2016年加入開放慈善,他們已經完成了近20筆資助,共計約5600萬美元。其中,最大一筆高達1750萬美元的資助給了進攻瘧疾這家機構。進攻瘧疾致力于開發和處置轉基因蚊子,來遏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瘧疾,它也受到了蓋茨基金會的資助。

 

 

還有一些資助則用于支持“突破性基礎科學”,其研究目的是提供對于全局的洞見,但并不關注具體的短期結果。所有這些都是被商業和政府所忽視的課題領域。

 

 

卡諾夫斯基說:“我們對被忽視的社會領域的興趣往往會帶我們找到那些社會規范和傳統的團體所反對的社會問題。”主流之外就是開放慈善之所思,之所在。

 

開放慈善的資助數據

 

04
爭議:優先關注當下還是人類的未來

 

 

參觀開放慈善時你會發現,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數人看起來都很相似。大部分員工都只有二三十歲,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是非裔美國人,大多數人都曾就讀于名牌大學。

 

 

開放慈善的許多人都信奉有效利他主義,這可能是一個問題。曾在有效慈善理事會任職的喬恩·比哈爾表示:“信奉有效利他主義的社群及其領導層以缺乏歷練的青年精英為代表,在婦女、少數族裔、民主運動意識方面都有所欠缺,他們的問題不少。”

 

 

哈德遜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威廉·山布拉表示,過分關注“全球捐贈的宏大宇宙工程”有可能會忽略解決小規模問題和建立共同體之類的工作。而這樣的工作雖然麻煩,但也重要。山布拉寫道:“盡管有籠統概括之嫌,但是我想說每一家基金會,甚至是那些最大型的基金會,都應該將至少10%的捐贈用于支持扎根于本地的慈善事業,即他們可以親自走訪并可以密切關注項目進展的慈善。”他建議自己動手,親力親為。他認為大型基金的“認知精英”急需“培養公民意識和同情心”。

 

 

山布拉的這些評論得到了一些左翼人士的響應。開放慈善對人類遙遠將來的投資特別讓一些人反感。一位非營利組織的創始人說:“我更關心眼下看著自己的孩子死于腹瀉的母親,而不是那些還沒有出生的人類。”團結組織的創始人利亞·亨特-亨德里克斯也表示,有效利他主義低估了草根運動的力量。

 

 

如果開放慈善繼續將更多資助用于尋求保護人類的后代,而不是解決人類今天正在遭受的痛苦的話,那么其資助領域的優先性問題就會被更多地質疑。

 

 

卡諾夫斯基在2018年1月發布了一篇關于優先目標的長文,他寫道,他和開放慈善的其他理事仍舊贊同“將相當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資本用于支持‘簡單清晰的慈善組織’:有明確且毫不含糊的意愿,通過認真、理性及合理優化的方式去幫助不幸的人”。但他還說,開放慈善對有效資助指導的這類慈善項目的捐贈,可能不會超過其捐贈總額的10%。

 

 

未來捐贈的主要增長將流向致力于減少全球災難性風險的項目,包括人工智能和流行病方面的工作。卡諾夫斯基寫道:“我們建議將 50%以上的全部可用資金用于直接提高有利于人類文明進程的長期結果。我認識到有一些被忽視卻可操作的很重要的工作,能夠改善人類子孫后代的生活。” 他的觀點反映了主流的有效利他主義者的世界觀,即關注人類長期的未來發展,即使這樣做意味著任由今天活著的人遭受痛苦。

 

 

有些人會認為這是開放慈善被冷酷無情的技術專家主宰的證據。然而,這一看法有失公允。他們都是既有良知又有頭腦的人。更重要的是,開放慈善通過有效資助捐出的約2.25億美元,已經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并改善了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們的命運。

 

 

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是開放慈善最與眾不同之處。社會領域經常會有很多關于“學習型組織”、“甘于冒險”和“擁抱失敗”的言論,但很少有基金會公開分享它們學到的東西、所承擔的巨大風險,或坦陳它們的失敗之舉。開放慈善卻踐行了以上所有一切,甚至做得更多。它熱愛理性和證據,承諾盡可能地做到盡善盡美,并且愿意將其慈善事業中哪些行之有效、哪些無效及其原因進行公開。這在慈善行業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值得其他慈善家學習。

 

 

本文有刪減,摘自《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中文版06期
原標題:捐贈的理性之光
作者:馬克·岡瑟 ,基金會、非營利組織和全球發展領域資深記者、演講家和作家
譯者:陳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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