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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李小云:不能一邊生產窮人,一邊扶持窮人

2019-08-28 10:31:28  來源:中國慈善家雜志  作者:袁治軍    點擊數量:2086

 

 

原標題:《李小云:與貧困為敵》

 

 

 

 

在30余年的發展研究與實踐中,他從未脫離扶貧戰場的唯一原因,就藏在小云助貧中心的使命愿景中——“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云南勐臘縣河邊村的精準扶貧實驗,既不是李小云與貧困的第一戰,也不是最后一戰。

 

 

今年年初,他宣布把過去幾年由小云助貧中心帶領河邊村民開展的“瑤族媽媽的客房”項目正式移交給全體村民。這意味著,4年前他在這個村莊開展的這場實驗開始轉型。

 

 

這場實驗為他帶來了廣泛的關注度。邊疆一個原始村落在一個學者的介入下4年內脫貧的故事無疑吸人眼球,但更關鍵之處在于,這場實驗,為國內公益組織與政府以聯手合作、資源互補的形式進行精準扶貧,提供了一個稀缺的參考樣本。

 

 

而追根溯源,這個樣本的稀缺性,在于李小云本人。

 

 

30余年間,從學術研究、政策咨詢到一線實踐,從國內發展到國際發展,他的研究和實踐領域廣泛,這令他對農村發展與扶貧的體察和建議別具一格。

 

 

比如,他開創性地提出了“參與式扶貧”模式,對傳統自上而下的扶貧模式作了反思和揚棄。其核心思想“賦權”,即增加社區和貧困人口在發展活動中的發言權和決策權,影響甚巨;他提出的2020后扶貧戰略轉向防止貧困的建議引起高層重視;他在非洲的扶貧實踐采用小技術獲得大豐收在國際上引起高度關注。

 

 

他亦是國內最早從事NGO事業的學者之一。上世紀90年代,當國際NGO組織首次來到中國,李小云是幫助它們在國內開展并推進項目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基本上,上世紀90年代國際NGO在中國的項目大多都和他有關聯。”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董強說。

 

 

“ 河邊村實驗, 也許并不太具備可復制性。”李小云說,在這一次實驗的過程中,他主要是從學術和政策角度探討和總結如何能讓貧困群體趕上現代發展的列車,這對于打贏與貧困的這場戰爭,更有意義。

 

引入發展學

 

 

1982年,李小云在北京農業大學攻讀研究生期間,北京西黃城根南街9號,掛起了一塊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原國家農委。

 

 

這個日后以9號院聞名,發揮了巨大學術智囊作用的機構,成為5年后李小云走出校門,參加工作的起點。

 

 

在進入北京農業大學之前,李小云就讀于寧夏農學院(現寧夏大學)。1977年,他進入這所大學時,只有15歲,是寧夏吳忠中學77屆應屆畢業生中,僅有的3位考取大學的學生之一。

 

 

學農并非他的本意。最初,他想要報考的是美術院校,希望成為一名畫家,但同學們勸他“應該科學救國,把畫畫的事兒先放下”。李小云聽取了這一建議,把第一志愿改成了大連工學院(現大連理工大學)。“我想學化學,而當時化學專業最好的學校,就是大連工學院。”

 

 

但是造化弄人,最終,他收到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來自寧夏農學院。在那里,每日所學皆是土壤學、昆蟲學、植物病理學、植物遺傳學——“完全不知道那些都是啥,”李小云有些失望和沮喪,“當時就想退學重考,想著反正我才15歲。”

 

 

一個老師改變了他的想法。那個老師告訴他,寧夏農學院的教師團隊是1958年國家支援寧夏建設時,從北京農業大學、華中農業大學、沈陽農業大學等最好的學校抽調來的骨干教授組成的。“全國知名的(農業)教授每人帶一團隊過來,這樣好的老師團隊,是你在其他任何一所大學都很難再遇到的,你跟著他們好好學,將來一定有出息。”

 

 

李小云最終留了下來。4年間,他學習了包括作物栽培學、育種學、遺傳學、水利學、測量學、植物營養學等在內的整整36門課程,“得到了系統的大農學教育。”1981年,他大學畢業即被北京農業大學作物栽培學專業錄取為碩士研究生。6年后,作為中國第一個作物栽培學博士,他被分配至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一組工作。

 

 

“本科的學習,讓我進入到農業農村這樣一個領域;讀研究生期間,我進入到了科學農業研究的領域。”而在9號院,他進入了農業政策研究領域。

 

 

自此,他開始接觸農村政策、農村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調研,并先后參與了黃淮海平原開發、北方旱區農業發展等相關問題的政策制定及調研。“那段經歷讓我對如何制定政策有了一個非常好的學習,對我是一個鍛煉。”他告訴《中國慈善家》。

 

 

到9號院后不久,一個關于中國農業發展是不是應該依然堅持高化肥施用量的討論在院內興起。李小云結合實際寫了一篇文章,指出我國人多地少,需要注重通過良種和化肥的應用,提高土地產出。這篇文章呈報給9號院靈魂人物杜潤生后,得到后者的高度評價。杜潤生隨即讓李小云去參加當時正在中國召開的國際施肥大會。

 

 

參會期間,李小云遇見了母校時任副校長,著名土壤化學專家毛達如。

 

 

毛達如告訴他,學校有個中國—聯邦德國綜合農業發展中心項目(CIAD),其主要內容是北京農業大學和德國霍恩海姆大學相關教授之間的結對合作研究,并期望將兩國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的農業生產中加以推廣應用。

 

 

“你有沒有興趣來參與這個項目的工作?”毛達如向李小云發出了邀請。李小云表示,自己需要考慮一下。

 

 

一年后,李小云出席中央農村政策會議時,遇見了時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石元春院士,后者再次邀請他回母校參與CIAD項目的工作。

 

 

兩位校領導的連番邀請,讓李小云最終在1989年下定決心,回到母校擔任CIAD項目的常務副主任兼項目中方副代表。這一選擇,從此推動他走向一條全新的道路。

 

 

在CIAD,與李小云對接的德方專家,是一位名叫艾迪特的博士,二人之前曾有一面之交,他在北京農業大學就讀時曾經應校方之邀招待過艾迪特。

 

 

艾迪特送給他一本名為《綜合農業開發指南》(The Guidelines of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的小薄書,這本小書向李小云打開了一扇窗口,他第一次了解到社區開發、參與、性別、賦權等新概念,接觸到了一個全新的學科——發展學。

 

 

資本主義的出現,讓人類在經濟領域取得了飛速增長,但與此同時,以環境污染嚴重、社會矛盾加劇、貧富差距拉大、貧困人口邊緣化為代表的諸多社會問題也日益凸顯。發展學的出現,正是要保證人類在社會、文化、政治、資源、技術、環境等領域與經濟保持同步協調。

 

 

1986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發展權利宣言》。《宣言》指出:“發展是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全民進程,其目的是在全體人民和所有個人積極、自由和有意義地參與發展及其帶來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基礎上,不斷改善全體人民和所有個人的福利。”

 

 

1989年對于李小云來說還有另一個特別的意義,從那一年開始,他正式接觸到了公益組織。在CIAD工作期間,李小云開始頻繁接觸福特基金會以及德國和國際性的NGO組織,協助它們在國內開展農村扶貧、環保教育等公益項目。這些國際NGO組織的到來,在帶來先進的發展和公益理念的同時,也為中國培育了首批公益行業的從業人員,為中國公益行業之后的發展打下了基石。

 

 

1990年,在CIAD項目的支持下,李小云到德國和荷蘭從事發展學的系統理論學習。“發展變化意味著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法律、人力、知識、技術、資源、環境等領域的全面進步和協調、可持續發展。它不僅包括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還包含著社會穩定、文化繁榮、民主參與、平等權利、婦女地位、科技創新、社區建設、風土人情、生態平衡等方面的改善。”這次學習,讓李小云看到了發展學對于國內諸多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業、農村問題的積極意義,這讓他有了將發展學引入國內的想法。

 

 

回國后,李小云先是在河北和同事共同展開了參與式發展實踐,其后先后撰寫了《區域農村發展規劃指南》《誰是農村發展的主體》《參與式發展概論》《性別與發展導論》等發展學著作,這些著作至今仍是很多公益組織的參考材料。

 

 

繼而,他開始為在國內高校設立發展學科積極奔走。

 

 

1998年,他找到福特基金會的代表,希望對方為建立國內的發展學科提供資助,后者欣然應允。與此同時,他通過中國農業大學向農業部和教育部提出建立發展研究本科專業,亦得到了支持。

 

 

是年,中國農業大學正式設立農村發展學院,這是國內第一所發展學院,李小云任該院院長。2002年,農村發展學院與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合并,成立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李小云任新成立的學院的院長,一直到2015年。

 

 

開創參與式扶貧

 

 

李小云赴歐的一個重要收獲是接受了參與式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歸國后,在參與式發展理念的基礎上,他在國內開始實踐 “參與式扶貧”的新模式。

 

 

參與式扶貧是對傳統自上而下扶貧模式的反思和揚棄,其核心是賦權,即增加社區和貧困人口在發展活動中的發言權和決策權,通過傾聽目標群體的意見,將其看法、想法納入到決策之中,達到調動受助人群參與積極性的目的。

 

 

和以往的扶貧理論不同,李小云表示,參與式扶貧將扶貧方式從原來的只提供資金解一時燃眉之急,轉變為為有發展需求和意愿的農戶提供資金、技術,以培育貧困戶自主脫貧致富的能力為核心。“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簡單的,有點民粹思想的參與式的原教旨主義者。”李小云說,后來他對于自己的觀點做了很多調整。

 

 

“第一個項目是在北京延慶的珍珠泉鄉,時間是1994年。”李小云回憶。從德國明愛基金會爭取到30萬元扶貧經費后,他在珍珠泉鄉的4個村莊,開展了以養羊帶動村民脫貧的工作。

 

 

之后,他又在寧夏鹽池縣以及云南紅河地區(涉及4個縣)、四川儀隴展開工作。

 

 

李小云(右一)在內蒙古開展調研

 

 

位于內蒙古、甘肅、寧夏、陜西四省(區)交界處,地處毛烏素沙漠邊緣的寧夏鹽池縣,曾是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之一。1996年,李小云和同伴來到這里開展扶貧工作。了解到當地農民由于缺乏經營資金難以發展當地特色產業,也難以得到商業銀行的金融服務,他想到了小額信貸的方式。

 

 

上世紀70年代起源于孟加拉國的小額信貸,在國內最早出現于1993年。彼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參照“格萊珉銀行”模式,在河北、河南、陜西等地成立“扶貧經濟合作社”,開始進行小額信貸扶貧實驗。同年,經濟學家茅于軾和湯敏也以每筆500元人民幣的額度,在山西省臨縣龍水頭村試水這一扶貧模式。1996年,小額信貸受到政府重視,政策性小額信貸扶貧項目開始發展,李小云在寧夏的小額信貸項目,正是始于這一年。

 

 

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李小云和團隊先從NGO組織籌得資金,然后和當地的外援辦一起通過小額貸款的方式將資金發放給需要的農民,在操作中把農民分成小組,采取五戶聯保的方式發放。如果聯戶組中有一戶違約,小組內其他戶也得不到貸款。這種方式最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為了促進小額信貸項目的可持續發展,也為了推動當地的農村發展項目以及當地機構的能力建設,1998年,李小云支持鹽池一個治沙站的工作人員創立了寧夏第一個草根NGO組織,寧夏扶貧與環境改造中心。20年后,這個中心已成為立足鹽池,輻射整個寧夏自治區和西北的重要普惠金融組織,累計貸款余額近億元,上萬農戶因此受益。

 

 

2001年,李小云與社科院李周教授,北京大學王思斌教授等受國務院扶貧辦委托,在亞洲開發銀行的支持下,開發了《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方法》。該研究成果被國務院扶貧辦采用,在592個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推廣運用,被亞洲開發銀行評價為具有“重大突破”的創新方法。參與式發展之父,英國蘇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教授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Chambers)在獲得該研究成果的英文報告后表示,參與式村級發展規劃系統是世界上第一個將參與式方法系統化并運用到實際中的理論,李小云是“這一理論系統化和實踐操作化的主要推動者和系統總結者”。因了這一成果,2004年,他成為首屆中國消除貧困獎——科研獎的獲得者。

 

 

參與式村級規劃系統的建立,第一次提出了確定貧困村的可操作性技術,改變了傳統單純依靠經濟收入識別貧困人群的做法。同時,參與式扶貧也第一次提出了參與式性別分析框架,強調扶貧實踐中的男女平等,關注婦女健康,這也是扶貧理論上的一大突破。由此,李小云于2011年再次獲得國務院扶貧辦的友成扶貧科研獎和當年的全國扶貧先進個人。

 

 

得益于李小云這一研究成果的發布,一些國際組織在國內的扶貧策略,也從原來單純的項目式扶貧向社區綜合發展式扶貧轉變,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內蒙古、新疆和江西開展的參與式扶貧試點,澳大利亞海外發展署圍繞參與式村級規劃開展的一系列能力建設和培訓活動。加拿大海外發展署則將這一模式推廣到了其在新疆的扶貧活動中。

 

成敗皆英雄

 

 

盡管獲得了如此斐然的成績,李小云認為,根治貧困依然是中國面臨的重要課題——他認為自己對于貧困還是了解甚少,特別是如何實現更精確的瞄準,需要更多的研究,所以他選擇駐村扶貧研究。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以來,中央政府在扶貧領域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并提出要在2020年實現7000多萬貧困人口的脫貧,所有貧困縣全部摘帽,”李小云認為,精準扶貧的提出,就是要幫助群眾徹底走出貧困陷阱。然而,讓他感到意外的是,在2013年以前,公益組織在精準扶貧這一領域中,呈現出“集體缺席”的現象。他認為,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在于制度性資源供給不足,“政府在制定公共預算時,應考慮公益組織的發展需求,特別是在民生領域的公共投入,需考慮給公益部門留下一定的參與空間。”

 

 

有鑒于此,李小云萌發了自創公益組織,以方案公益的方式參與精準扶貧中“最后一公里”工作的想法。

 

 

“所謂方案公益,是指在社會經濟有問題的場域里,幫助有問題的群體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不是越俎代庖,直接成為解決問題的實施者。”有了這個想法后,他第一時間給公益界的領頭人徐永光寫信,把他的想法告訴了后者。很快,徐永光回信表示,將全力支持他做這件事。

 

 

“當時永光老師有一句話我記得特別清楚,”李小云回憶,“他說,‘你做這件事,成功也是英雄,失敗也是英雄。’我看到這句話備受鼓舞,心想既然失敗了都是英雄,那我何樂而不為?”

 

 

2015年3月,李小云在云南勐臘縣注冊成立了勐臘小云助貧中心,開啟了后來備受關注的“河邊村實驗”。

 

 

云南勐臘縣河邊村近照。4 年前, 李小云在這里展開了一場精準扶貧實驗,至今該村已成功脫貧。

 

 

這場實驗源自2014年冬天李小云到云南勐臘縣的一場實地考察。在那段駐村調研的日子里,他看見很多村里的孩子光著腳在戶外冰冷的路面上奔跑。河邊村整個瑤族山寨沒有一所安全的住房,人畜混居、道路泥濘。他很驚異,“很難想象還有這樣原始的村落。”

 

 

河邊村當年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約為4000元,而人均年支出則超過5000元,幾乎每個家庭都有負債。更讓李小云感到難過的,是由于文化和習俗的原因,村里極少有人外出打工,低收入嚴重影響了下一代的教育,醫療衛生也得不到基本保障。

 

 

這次調研,讓李小云提出了“貧困陷阱”理論。在他看來,扶貧的難度不在于個體,而在于群體。當一個群體已經進入現代化,其中的個體如果被落下來,跌入貧困,問題容易解決,因為整個群體富裕起來了,幫扶個體是相對容易的。但是一旦群體陷入了貧困,治理就很難。“河邊村的問題在于,這是一個沒有富人的村莊,村里沒有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致富。”他說,“說穿了,這里的貧困是結構問題,與懶惰無關。”

 

 

為了研究如何擺脫貧困,李小云決定選擇河邊村為常駐扶貧試點,以外部干預的方式,瓦解這里的貧困結構。

 

 

李小云的策略是,通過輸血為造血創造條件,通過打造能大幅度提高村民收入的核心產業,探索幫助河邊村民走出貧困陷阱的助貧路徑。對于河邊村而言,僅靠傳統的農業產業不太可能大幅度提高收入,因此,他把傳統的農業產業作為基礎性和輔助性的產業,同時在對河邊村的資源進行系統診斷之后,提出了能夠充分利用河邊氣候、自然景觀和文化資源,特色與高端并行、會議及休閑齊驅的旅游經濟方案,由是誕生了“瑤族媽媽的客房”項目。

 

 

該項目通過在每個農戶新建的干欄式木樓里建設一套嵌入式高端客居,實現了村民脫貧致富的目的之余,更讓婦女擁有了獨立的“經濟空間”。雖然這種經濟空間距離李小云追求的“男女平權”仍有差距,但對于當地婦女的權益來說亦為一個大的突破。

 

 

從2015年到2019年,李小云從復合型產業發展、提高農戶經營能力、基礎設施建設改造、人居環境建設、改善社區治理五個維度對河邊村進行了綜合改造。在“瑤族媽媽的客房”之外,河邊雨林雞蛋、中藥材種植等一系列項目相繼落地執行,讓河邊村在2019年完成了脫貧任務,李小云也因該項目在2017年獲得全國扶貧攻堅創新獎。

 

 

進入2018年,在河邊實驗實現硬件改善的基礎上,李小云開始發力利用自己的資源展開新業態產業的示范。小云助貧中心通過外部聯系與市場對接,先后承接了第六屆東盟+3村官交流項目會議、中國農業大學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現場論壇以及北京一土學校的冬令營和夏令營等活動,使農戶的客房收入大幅提升。與此同時,小云助貧中心開展農業示范項目,通過農業示范戶的帶動,真正形成了河邊村農戶的復合型產業生計結構。

 

 

河邊村第一家合作社“西雙版納雨林瑤家專業合作社”成立。圖為合作社管理團隊成員開展學習。

 

 

今年初,伴隨著河邊村第一家合作社“西雙版納雨林瑤家專業合作社”的成立,李小云將“瑤族媽媽的客房”項目正式移交給全體村民。

 

 

“只有讓村民主動挑起發展的重擔,貧困的河邊村才能走得更遠,即使失敗,也能讓村民從失敗中學習,從而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進行項目移交是李小云在實驗一開始就想好的。“我們退出并不是說以后不支持他們,而是說這件事的主體是河邊村的村民。更何況,河邊村實驗能否成功并不取決于我自己,而是村民的主體性和能力。”

 

 

小云助貧中心甫一成立,就得到了敦和慈善基金會連續4年的資金支持,緊接著,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愛德基金會、南都基金會、招商局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一批公益組織分別以提供項目支持等方式參與到河邊村實驗中來。徐永光和王振耀帶領公益界的同行兩次到河邊村指導,“河邊實驗是中國公益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公益界參與政府開辟的社會場域的一個集體性實驗。”李小云說。

 

 

除了公益界的熱心襄舉,李小云說,小云助貧中心的實驗能在河邊村取得成功,更離不開政府的傾力幫扶。“自小云助貧中心成立之初,我們就得到了國務院扶貧辦、云南省扶貧辦、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和勐臘縣扶貧辦、勐臘縣民政局等眾多政府機關單位的大力支持。”

 

 

“事實證明,當公益組織沉下心來去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地方政府會予以極大力度的支持。”李小云說,小云助貧中心在河邊村的各項發展措施逐步推進時,政府也加大了對河邊村的投入,不僅為當地修建了4G網絡,而且當地蓋房的農戶可以從政府獲得每戶6萬元的無息貸款,1萬元建房補貼,而建檔貧困戶則可以獲得4萬元的建房補貼。截至2018年,政府在河邊村的投入已經超過1500萬元。

 

 

“這是一個小公益大影響的典型案例。”談及河邊村實驗的意義,李小云說,小云助貧中心作為一個只有三個人的公益組織,撬動了海量社會資源與政府資源,河邊村實驗本身也許不具備可復制性,但它將公益資源與政府資源連接在一起達到優勢互補的成功嘗試,或可為國內其他NGO組織未來與政府展開合作時提供借鑒。

 

 

李小云認為,許多公益組織的項目之所以出現困難,核心問題是跟政府去爭項目的主導權,“一定要說 ‘這是我干的’,謀求話語權。”在他看來,這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是在制造問題。

 

 

“公益組織只有將精力集中在解決社會問題本身之上,它和政府的關系才會變成一種良性互動,政府看到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會離不開你。”

 

阻斷代際貧困

 

 

從1987年投身9號院,到2019年幫助河邊村實現脫貧,在長達30年的工作中,李小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貧困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現在,他似乎有了一些答案。

 

 

“貧困的元問題,是生存性競爭導致的基于物質獲取差異的社會化過程,基于對物質的崇拜和基于物質貧乏而產生的恥辱,社會化的道德出現;社會階層對于差異的固化以及現代社會理性擴張導致的不同種群和國家之間在物質供給方面的差異。”在《貧困的元問題是什么》一文中,李小云給出了線索。

 

 

基于這一理解,李小云認為,由于貧困是基于現代物質和福利標準衡量的,所以,根治貧困的元方案,在于“將現代性延伸至沒有掌握現代性倫理的群體中去”。

 

 

這并不是個容易的過程。云南巍山地區就曾發生過山民遷入縣城后因生活不習慣,陸續返回山里居住的現象。李小云認為,雖然這種現象并非個案,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異地搬遷的價值。其更多的意義在于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對于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和特別貧困的地方來說,把村民們搬遷出去,或許沒有辦法讓他們立刻實現就業,但他們是個少數群體,政府可以養活他們這一代人,讓他們的下一代得到教育和很好的就業機會,那么下一代人就有可能擺脫貧困。”李小云說,如果農村教育和基礎設施得不到改善,那么貧困的代際傳遞、階層固化很可能將不斷復制,如此一來,貧困問題,將永遠無法得到根本解決。

 

 

有鑒于此,2018年6月,在李小云、徐永光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的支持下,浙江新湖慈善基金會發起的新湖鄉村幼兒園計劃在昆明正式啟動。該計劃將投入7000萬元的公益資源,實現鄉村幼兒園在怒江鄉村的全覆蓋。

 

 

按照規劃,“新湖鄉村幼兒園”怒江州項目全部完成后,預計將新增在園幼兒6300人,全州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可達到國家和云南省“十三五”規劃確定的85%這一目標。同時,該項目也將幫助怒江的直過民族、少數民族聚居村的幼兒在幼兒園學會普通話,過“語言關”,為小學階段順利學習做好準備,打牢基礎。

 

 

“我國59萬個行政村里,只有19萬個有幼兒園。”李小云說,“不能一邊生產窮人,一邊扶持窮人。扶貧不應該只是救助貧困人口,而是要設法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因此,扶貧需要從學前教育開始。”

 

 

從創立參與式扶貧幫助現在的貧困人口走出貧困陷阱,到預防貧困向下一代傳遞的“鄉村幼兒園”項目,在與貧困的斗爭中,李小云的建議也從當年“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扶貧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防貧迭代,這種迭代最終將會在扶貧工作中產生怎樣的蝴蝶效應?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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